原题《革除流通环节弊病从“菜篮子”开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和财政部11月26日宣布，从今年12月1日起，全国所有收费公路(含收费的独立桥梁、隧道)全部纳入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网络范围，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享受免收鲜活农产品通行费的农产品新增土豆等4个品种。   

　　这个规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城市蔬菜价格的下降。近段时间来，随着油价的上涨，物流环节的交通运输成本也随之增加，而这些中间环节的成本增加到最后都体现为物价的上涨——— 商务部于11月初对全国36个大中城市商品价格监测也显示，18个品种的蔬菜同比上涨了33%。而国家发改委的这个新政甫一出台，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就得到了初步控制，以山东寿光至北京的运输成本计算，全程免费之后一趟能省路费400多元，平均每斤蔬菜能省5分钱。

　　中国流通环节的高成本，已经不是一个新闻。近年来国内互联网上逐渐走热的国外代购就是对国内流通环节高成本的抗议。最让普通民众理解不了的是，同样一件来自中国生产的商品，在国内的售价却远高于欧美市场。其实道理很简单，国内过高的流通费用让消费者承担了过高的成本。有人曾统计过1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而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 D 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即便是人力成本高昂的美国，这一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保持在11.4%-11.7%范围内。进入本世纪后十年，尤其在本世纪头两年，更下降到10%左右，甚至在2002年降为8.7%。

　　除了运费之外，来自政府征收的各种税费可能是推高产品价格的另一个因素。近几年来居民收入增速减慢，而财政收入却屡创新高，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莫过于政府增大了税收征收力度，这些税费主要是向厂家征收，但是最终的成本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

　　面对逐渐走高的农副产品价格，国务院于11月21日果断下发《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交通运输部紧急跟进，取消了国有所有收费公路上针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车辆通行费，这对平抑物价自然是有好处。但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通知式”解决法只适合于解决个案，而对于整体流通环节成本的降低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而且，以一纸通知的方式来解决菜篮子运输过程中过高的物流成本，也不是法治社会中应该有的解决之道，甚至还会引起更大的危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政府部门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车辆通行费”时，那些收费站为此承担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且以何种方式承担？国务院的通知中并没有列明，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交通运输部的通知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损失不该由道路运输企业承担。而实际的情况是，这些成本也不会由道路运输部门单独承担，而会以财政补贴的方式进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核算这些企业的损失，纳税人该如何向其支付？如果这个补贴渠道和方式不透明，那么我们在菜价上所节省的开支会在其他环节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支付出去，甚至是会比菜价更高的方式。  

　　更何况，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农副产品的涨价就该比其他工业产品的涨价更值得政府重视。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与欧美各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副产品的价格一直偏低；而工业品的价格却是偏高。这个情况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是相违背的。因为工业品可以通过机器大生产扩大规模而降低成本，但农产品——— 尤其是蔬菜——— 却是一个无法规模化而只能够通过不断投入人工而扩大生产。政府针对蔬菜等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以取消通行费的方式降低成本，那为何那么多的工业产品却不能够享受与农产品平等的待遇？这未免有厚此薄彼之嫌。

　　在笔者看来，农产品的这种特殊待遇并不具有多大的正当性，而且最终的效果也不会明显：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在饮食上的支出会越来越少，这种减免对于公路运输企业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要理顺农副产品的价格，最终的解决之道是进行包括税收在内的流通体制改革，从根本上降低物流成本。唯有此，才不会出现深圳居民到香港购买日用品、本土内“中国制造”的产品贵于海外市场等匪夷所思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