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河南省淮滨县为了治理超载超限，规定三轴车车货总量不能超过45吨，两轴车不能超过35吨，分别将国家超限标准放宽15吨。据当地一些司机介绍，只要每月初上交罚款领取“月票”，一个月内便可在此规定标准内超载行驶。

    “没有不超载的货车，只有不赚钱的司机”，这曾是一位跑短途货运司机的概叹，言辞虽绝对，却也道出了某种真实。的确，在过路费、油价、税费产生的经济重压下，“超载就罚款，不超载就赔钱”，俨然已成为货运物流的魔咒。

    这种情境下，公共管理者不是想办法为民生减负，以让渡自我利益的方式制止超载，反而“以罚代管”，用某种默许的姿态，纵容乃至制造条件替超载行为开路。河南淮滨制造出高出国家超限标准15吨的新标，对超载货车“包月罚款”，正是用一种罚款收费的制度在制造着超载——“超载货车”不再是被纠偏的对象，而成为养在池子里的鱼，成为“罚款经济”的源头活水。只要罚款预交了，超载就没事了。当罚款不是为了制止违规行为，反而成为“超载有理”的合法证明时，被罚款加大运输成本的货运行业，大概只能继续在超载的路上一路狂奔。

    公共管理部门当然有对超载行为罚款处置的执法权力。但是这种执法行为，应该建立在违法行为已经发生的基础上，而不是事先预设违法的可能性，进行未经证实的违法推测。如果公共管理者的眼睛，不是盯在如何提高公共安全系数，而是放在货运司机的荷包里，那么治理超载显然就不会成为处罚的主要目的。相反，通过对违法行为罚款求得经济利益，乃至预设违法可能性提前套现，就会成为权力者的最终诉求。

    这实际就形成了一种悖论。表面看，公共部门是用常规的罚款手段治理超载，但实际上，“包月罚款”却是通过预设违法行为，提前处罚，让违法超载变成了合法行为。其后果，就是更多的货车为了弥补罚款损失，将违规超载推向更高峰。而持有“罚款包月”免死金牌、不断超载的货车，则又会成为“罚款资源”的生力军。超载行为生生不息，正是源于这种交通管理中荒谬的连环套。

    正如有司机所说，“罚款包月”的结果，就是“肯定要把月票的钱搞回来，有多快就跑多快，多跑一两趟挣钱”，“有时连车都刹不住”。负重的车辆，在“养鱼”制度催逼之下，最终变成了超速的货车。当压力变成一种无法遏制的惯性，它产生出的公共安全隐患，很多时候被证明，恰是无数悲情的根源。

    这种沉重又吊诡的交通治理生态，就像一个无解的圈套，权力治理之意显然并不在于为公众减负、解忧，相反，他们往往成为不合法行为的自产自销者，目的只为，关起门来，养鱼赚钱。